10月13日，由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主办的“2020中国生态环境产业高峰论坛”在“天府之国”成都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双循环”新格局下产业走势为主题，围绕国内外经济形势，聚焦双循环与产业新趋势、智慧生态与绿色创新、新基建与行业新活力等热点话题展开交流与分享。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贾康以《成渝经济圈战略下的绿色发展新思路》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贾康表示，成渝经济圈的发展是中国发展全局中西南区域主打的增长极战略，以两个直辖市、省会城市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竞争激励”，带动西南、西部的升级发展，将为国家“新的两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作出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成渝经济圈发展战略的指导性哲理，就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主线上，以创新发展为第一动力，带出协调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落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共享发展这个归宿上。

发展是硬道理，紧紧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地实现现代化发展是党的基本路线。但具体分析，经济社会发展所必然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也必然伴生污染问题，一定程度的污染的发生，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必须加以控制的生态环境代价，是生活质量的制约和对冲因素。不论是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还是二战中新兴的经济强国日本，不论是头号发达经济体美国，还是世界最大新兴经济体中国，都先后出现这一重大的挑战性问题。

经济学研究分析所揭示的相关深层矛盾，是资源开发、生产生活所产生的“负的外部性”，或可称为“外部社会成本问题”。自然界的生态状况被改变，废水、废气、垃圾、噪音、光化学不良影响等等，在行为主体那里感受不到成本压力，控制和降低污染的动力严重不足。分别进行生产经营的市场主体，分别从事消费活动的社会成员，从个体理性出发寻求最大投资回报和最称心如意的获得感，都很可能会合成社会范围的“集体非理性”，个体角度的降低成本（包括以个体理性而判断比较的“机会成本”）的行为，都可能带来社会“外部成本”的过大和社会生活不可持续的环境生态危机因素。

贾康认为，现实生活中，相关的深层矛盾又体现为绿色低碳发展方面的两大悖反：

——一方面，政府反复强调科学发展、包容性可持续发展，但实际进程却在部门利益和垄断利益等的阻碍下步履维艰，以经济手段为主节能降耗长效机制所需的“啃硬骨头”的改革往往很难有实质性进展；

——而另一方面，公众对环境恶化、雾霾打击等怨声载道，但一说到资源税、环境税、资源能源产品价格（如电价）改革等，却又会因其“加税”、“加价”特征表示强烈反对。

领导人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指明了生态环境与社会富庶、百姓美好生活的一致性。但绿水青山放在那里，并不直接等于金山银山，需要中项——合理、可持续的联结、维护、转换机制。

贾康表示，实现绿色发展基本思路基本思路，就是顺应人性打造“集体理性”机制，在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市场经济的努力中，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优化结合，多种手段并举，特别注重充分运用经济手段“把外部成本内部化”，促成“内生为主”的行为主体认同和努力实施绿色发展的可持续过程。

实现绿色发展可选择手段，包括法律手段，如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行政手段，如环保局、环保所可依法、依规、依照技术经济“准入”标准等争取的行政执行、行政禁止、行政罚没等手段；经济手段，又可分为：制约性的：如税收、罚款，支持性的：如专项资金、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产业引导基金和PPP等。

贾康还强调，应充分重视经济手段的“内生性”和“长效机制”价值，坚定不移推进相关改革的攻坚克难：

如水资源税改革；又如从“煤”到“电”优化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从企业生产经营领域一直推进到百姓生活水电气价及补贴的配套改革；

政策性金融的相关制度与管理的创新；

水务、垃圾处理、片区开发、水系整治、国土综合开发等的PPP

贾康说，成渝经济圈的绿色发展相关努力中，供给侧要抓的重点至少在：规划的供给；制度机制创新的供给；政策的供给（区域的特色化政策体系）；人才的供给（包括用“外脑”）；科技的供给（包括高科技与“适用技术”）；投融资的供给；资源开发与物流的供给；观念、文化的创新供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