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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大咖眼中的节能环保丨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

2018-10-10 15:07:42  
1978-2018 · 能源发展
 
特别报道
 
1978-2018年,节能环保行业从鲜为人知到备受重视、从蹒跚起步到发展壮大,目前已成长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已达数万亿元之巨。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都赋予节能环保产业新的发展机遇和动能。回望改革开放40年,节能环保产业是如何一步步壮大的?展望未来,行业又该怎么迈出坚实一步?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行业内多位专家。
 
原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中国第一位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   曲格平
 
在国务院组成中环保部门一直在升级
 
1979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大幕开启,经济发展开始进入40年高速增长期。也是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颁布,标志着环保工作迈上法制轨道。
 
以此为基础,国家环保机构于1982年正式设立。次年在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环保被列为基本国策,提升至较高位置。此后,我国环保部门延续着“逢8必升”的历史:1988年国家环保局从城乡建设部分离并成为独立的副部级单位,1998年、2008年分别升格为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环保部,2018年再度升格为国家生态环境部。40年间,国务院组成部门里只有它一直在升级。
 
1992年是我国环保工作的一次大转折,新一轮经济建设大规模推进,环境日益恶化。尤其是在2002—2012年间,重化工迎来“黄金十年”,化工、煤电等高耗能、高污染项目纷纷上马,能源资源全面紧张、污染排放急剧上升,其增长速度远远大于环境治理的速度,该阶段也成为我国环境欠账最多的时期。有人说,我国用30年时间走完西方200多年的发展路,但在环保方面,我们也只用了30年就走完西方100多年的污染路。正是这一时期,环保正式由“基本国策”上升至“国家战略”。


又一个十年过去,环保工作进入全面治理的新阶段——2013-2016年,大气、水、土壤三个“十条”相继发布,为污染治理指明方向;2017年,“大气十条”首战告捷,第一阶段目标如期完成;同年,党的十九大提出用3年时间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蓝天保卫战、柴油货车污染治理等七大战役全面打响。 

       

人类环境的前景究竟如何,这是每一个人关注的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的环保基本国策,到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战略,再到当今新时代的生态文明思想,环境保护的概念不断升华、飞越。历史经验反复证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道路,将带来难以承受的环境与资源代价。环境与发展问题是紧密相连的,不应将二者分开看待。期待有一天,我的子孙一如我的童年,在家乡清澈的小河中欢快嬉戏,青山绿水装点着他们的梦境,金色田野铺满了他们的希望。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副会长、首席环境政策专家   骆建华
 
环保产业将迎“并购潮” 

       

环保产业的发展与改革开放40年来的污染状况、治理需求同步。环保行业的第一个重要发展节点,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批卖设备、搞工程的环保公司率先崭露头角。只是因工业规模相对较小,污染影响当时更多为局部、点状,治理需求并不十分急迫,环保行业远未形成规模化发展。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在全国掀起一轮大规模经济建设,重化工业大肆扩张,各地上项目、铺摊子的热情高涨,对环境形成巨大冲击,污染从“点源”扩大至“面源”。1997-1998年,政府开始拿出“真金白银”治理污染,一批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就此建设。 

       

污染的加剧累积,让2000—2010年成为环保产业发展最为艰巨的10年。但同时,随着市场化手段的介入,产业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治理模式发生剧变。例如“十五”末期,我国环保指标非但未完成,反而出现污染加剧的情况。当时虽无“治霾”概念,但国家已下决心治理二氧化硫,并相应出台了脱硫电价补贴政策。二三百家脱硫公司仿佛一夜之间冒出,推动全国脱硫机组装机容量占比从2004年的8.8%蹿升至2011年的87.6%。脱硫电价与后来的脱硝电价、垃圾焚烧上网电价等激励政策,反过来也推动了环保产业的市场化进程。 

       

进入2010年,节能环保被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年产值一度超过1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最高达30%。除民间资本争相进入,一些央企、国企也纷纷开疆拓土。例如,中石化就曾注资300亿元专用于固废资源化处置及土壤修复。 

       

值得关注的是,在取得多方发展的同时,我国环保产业也存在着集中度偏低等问题,环保企业长期处于“小而散”的状态、鲜有巨头出现,整个行业“只见星星不见月”。例如,拥有6000万人口的法国,全国只有2家环保企业,我国人口是法国的20多倍,环保企业数量却接近5万家,这并不合理。因此下一阶段,环保产业将迎新一轮“并购潮”,中小企业陆续被市场淘汰,企业数量届时或降至50-100家。这些企业均掌握真正的独门核心技术、核心装备,资本与技术将成为其未来发展的“两翼”。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杜祥琬
 
节能增效已成为中国能源战略之首 

       

根据世界发展一般规律,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处于500—3000美元水平时,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最为严重的约束时期。而我国改革开放40年,也是污染物排放不断增加的时期,如今人均GDP上升至8000美元水平,并继续向着1万美元迈进,在渡过“瓶颈”的基础上,大家对生态环境的诉求越来越高。 

       

诉求的本质便是高质量的能源发展——生产方式从黑色高碳走向绿色低碳,消费方式从粗放低效走向节能高效,通过技术进步、技术革命不断支持能源的转型升级。例如,近20年来,我国节能量约占全球节能总量的二分之一;本世纪前15年,我国能源强度累计下降约30%。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单位GDP能耗已由2010年的2:1进步到2015年的1.7:1,该比例目前进一步降至1.55:1。 

       

再如行业层面,主要高耗能行业的能效也不断优化。我国燃煤电厂每千瓦时供电煤耗2015年平均已降至310克标准煤,其中先进燃煤电厂在污染物排放达标的同时,每千瓦时煤耗只有276克,属世界领先水平。近3年还淘汰了9000多万吨钢铁、2.3亿吨水泥等落后产能,这也带来了超3亿吨标准煤节能量。 

       

可以说,节能作为最洁净的能源,不仅是能源、环境及气候安全的重要要素,也是一个社会公民素质和国家现代化程度的体现,对我国这一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意义尤其重要。节能增效是先进能源体系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现已占据我国能源战略的首位。

       

不过,在成效初显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单位GDP能耗相比日本等高能效国家仍高出4倍多,能耗依然偏高、提效潜力巨大。我认为,转变发展方式是根本,下一步应紧抓改善能源结构的机遇,从追求速度、贪多求大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率;调整产业结构是基础,“绿色低碳美丽”并非平面扩张就能实现,它需要新的增长点来推动,而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尤其是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正是其一。

 
中国建筑科学院建筑环境与节能研究院院长   徐伟
 
清洁取暖是环保向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窗口” 

       

北方地区冬季采暖,一头事关民生福祉,一头连着“蓝天白云”。40年来的供暖发展史,涉及供暖方式、供暖质量、能源利用及技术进步等方方面面,是环境向着高质量发展、高水平保护的一个典型“窗口”。 

       

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地区的供暖面非常狭小,不仅普及率低,采暖舒适度也难保障,只有少数大城市具备集中供暖或燃煤锅炉供暖条件。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初,大多采暖需求还是自发的,比如白天上学教室烧煤球、晚上抱热水袋才睡得着,更别提所谓环保意识。

 

如今,从分散自用到集中供热,从基本需求到体验舒适,热源的变化在其中尤为突出。改革开放前30年,无论城市大型热电联产还是农村家庭取暖,各地多以燃煤为主,尤其是农村地区大量使用散煤,虽然满足了人民生活需求,但也伴随着越来越严重的冬季大气污染问题。例如,在北京,当时污染实际相当明显了,办公桌上到了冬季天天都是一层黑色灰尘。同时,供暖能耗占到全国总能耗的比重也逐渐增大,目前已达到15%左右。 

       

供暖从“非清洁”向“清洁化”转变,主要发生在最近10年,尤其是在最近3年提倡了“清洁取暖”理念后。这不仅仅是供暖方式转变,即由燃煤供暖拓展到用电、用气及更多样的能源,同时更是发展理念的变迁。一方面,环保意识不断增强,促进供暖方式随之变革,过去高耗能、高污染的用能方式不再适用,供暖逐渐向低碳、节能、清洁型过渡。另一方面,供暖也是重要民生问题,一切围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满足基本温饱到越来越高的环境要求,清洁取暖与百姓诉求相吻合。 

       

此外,这些年取暖还伴随着供暖系统管理向着智能、高效发展,供暖设备更加多样与先进,建筑供暖能耗逐年降低等各种变化。在此基础上,也要客观看待所处环境,相比发达国家,我们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包括从按供给采暖向按需供暖、完善室内空气质量等转变,我国距离高质量清洁、高效供暖的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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