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报记者 班健
反对垃圾焚烧事件在各地此起彼伏，成为社会热点。在北京、南京、江苏吴江、广州，垃圾焚烧项目多处受阻，项目周边居民和地方政府激烈博弈，垃圾焚烧遭遇反烧浪潮，各地许多焚烧项目停滞下来，但下一步怎么办？愈演愈烈的垃圾围城的困境如何突围？“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向大会提交《关于进一步加大城市垃圾处理管理及政策支持的提案》，提案指出，亟须建立垃圾处理长效发展机制，解决垃圾处理方面的诸多问题。
一是针对垃圾源头管理问题，应逐步建立基于处理设施的垃圾分类标准，根据垃圾分类标准和各类垃圾容重，调整现有垃圾收运体系，做到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运输体系主要包括运输车辆、转运站和配套设施等。
二是制定垃圾处理中远期规划，解决选址问题，推进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对于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来说，中远期规划应该是对未来城市功能布局的一个解决方案。对于规划中的垃圾处理设施，不能轻易改变周边的设施建设规划。
三是提高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保证垃圾处理企业正常运营。从理论上讲，垃圾处理企业的主营收入应该是垃圾处理费，而目前，各地的垃圾处理费在20～30元/吨之间，普遍偏低。政府应参照污水处理费标准的制定，在科学测算的前提下，制定垃圾处理费的指导标准，各地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进行调整。
四是提高垃圾发电补贴标准。对不同的焚烧技术一视同仁，只要尾气排放达标，电价补贴应一样。按各地垃圾热值确定发电量，并在一定范围内确定一个数作为补贴依据。
目前我国的城市垃圾处理十分滞后，并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因此，垃圾源头管理有待加强。城市生活垃圾以厨余垃圾、塑料和纸张为主，水分多、热值低，直接造成焚烧处理困难，二次污染严重。国家虽在一些地方试点推行垃圾源头分类收集，但分类标准不统一、设施不配套、仅分类收集未分类处理等问题，使现有垃圾分类收集试点举步维艰。
另外，现有垃圾处理设施超负荷运行，污染问题突出。以北京市为例，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场当初设计的处理能力是1000吨/日，但2008年以来，高安屯垃圾场的处理量达到3400～3700吨/日，超负荷接近4倍。但是垃圾焚烧厂建设进展缓慢、阻力重重，综合处理厂难以实现“综合”。由于设计厂址周边群众的强烈反对，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和运行进展非常缓慢。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则多数无法落实工艺，确定工艺的也各种原因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此外，垃圾处理收费和价格补贴政策不到位，垃圾焚烧企业普遍亏损，不能正常运营。垃圾焚烧企业收入主要来自政府垃圾处理服务费(垃圾补贴费)和垃圾发电补贴。服务费由政府根据地方财政情况与企业协商，在目前国家没有制定垃圾处理服务费指导标准的情况下，各地的服务费水平差异很大并且普遍偏低。现在企业处理一吨垃圾需多支付活性炭费用20～60元，但政府的相关补贴并不到位。
